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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娱乐圈“塌”掉的饼,体育明星接得住吗?

    先得有生态,然后要专业

    夏奥和冬奥的罕见“连轴”,让许多人见证了体育赛事可能带来的爆发式影响,也见证了一批运动员商业价值的陡升,“体育明星”的概念正更加深入人心。

    与此同时,狭义的“娱乐明星”日子却不那么好过。接二连三的丑闻掀开了整体生态不健康的那一面。自上而下的“清朗行动”到来,更让环境处在变局当中。

    此消彼长之下,一种声音随之产生:天生拥有健康、积极等关键词的体育明星,可以尝试取代“已经需要做风险评估”的娱乐明星,去成为观众的偶像,去成为品牌的宠儿,去拥有更高的商业价值。

    情况似乎如这种声音的轨迹在发展:苏炳添、谷爱凌、苏翊鸣等体育明星席卷代言的速度,比起娱乐圈顶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“苏翊鸣经纪人忙着拒绝代言”也曾在冬奥会将将结束时,登上热搜。

    但“每天拒绝100个人”的新闻,背后却仍然存在着递进式的疑问。谷爱凌苏翊鸣们商业价值的爆发,未必能代表“体育明星”的全貌;宁可折损也要在头部明星身上扎堆投入,反映的是这类机会的稀缺;;“体育明星”有“娱乐明星”的商业回报未来可期,但“取代”的逻辑还值得反复推敲。

    明星的诞生:谷爱凌只能是个例

    “男苏女谷”的说法,在冬奥会之前还是指苏炳添与谷爱凌,前者在东京奥运会取得突破,后者在北京冬奥会斩获2金1银前就已经成为了代言的宠儿。冬奥会上,苏翊鸣摘得1金1银,更能代表全民关注下,一个顶流的诞生,也让“男苏女谷”多了一个“小苏”。

    冬奥会结束后,苏翊鸣的经纪人一句“我每天拒绝100个人”让“苏翊鸣经纪人忙着拒绝代言”登上了热搜高位,18岁天才少年,本土奥运会上取得惊人突破,健康的外在与性格,技巧项目的观赏性加持,乃至小时候客串演员经历的话题性,都让苏翊鸣的爆红显得理所应当。

    谷爱凌的身份背景,则让她为大众熟知的速度前移。对不少人而言,并不是谷爱凌爆红而收获了代言,而是认识到谷爱凌的爆红,就是通过她接二连三的代言。这一度让她有了不少的争议,直到她“大女主”一般的赛场表现与元气性格一再刷屏,才去与本来就有的关注度形成了叠加。

    苏炳添则是另外的故事。作为“中国百米飞人”,他的名字早早为人熟知,相比18岁谷爱凌和苏翊鸣,32岁的苏炳添的例子更具备时间跨度,让他完成商业价值飞跃的,显然是东京奥运会上9秒83的成绩。这一堪比刘翔的突破既简单好理解,又兼具了勤奋与科学,更让品牌的选择顾虑大大降低。

    与此同时,连轴的两届奥运,与娱乐圈的“集体塌房”撞了个满怀,与体育明星的“为国争光”、“优质偶像”形成对比,东京奥运会期间,“请品牌多选择体育明星”一度登上热搜,某手机品牌签下苏炳添为代言人时,官宣评论也多见“你们有眼光”的观点。

    “眼光”建立在对运动员的认可上。对运动员的认可,首先依然是“成就认可”。尽管品牌市场、体育经纪的两个方向都会声明运动员形象气质、性格、社交媒体活跃度这些外围价值当做重要标准,但也几乎所有都会将成绩作为第一标准,这是核心价值。

    核心价值是“1”,外围的价值是“1”后面的“0”,趋势在于,“0”的重要性也在提升。与娱乐明星相比,运动员日常的训练与商业行为先天离得更远,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意愿和经历去运营个人IP,这造成了天然矛盾:在品牌愈发强调内容营销、签约代言人愈发不单纯讲曝光的当下,这种矛盾也会愈发突出。

    “对运动员来说,商业价值的核心来自于竞技属性。然后与此同时,需要有社交媒体的运作,需要有参加其他活动的精力。”体育产业资深从业者、ECO互娱总经理林君娴向记者表示。

    “另一方面,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,其他事情太多,就会影响到训练,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谷爱凌那样。这时候,经纪公司就要做一些事情,用团队的力量,让运动员在训练之外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价值。 ”

    生态的构建:初级阶段与风险管理

    体育明星代言一事的爆发感,还体现在“代言人”的集中上。据不完全统计,苏炳添东京奥运后半年拿下了11个重要代言,苏翊鸣在2月底时代言数量达到8个,此时,谷爱凌更是已经身披27个代言。

    一定意义上,体育明星的代言爆发,比起“很多个体接到代言”,更接近“一个个体接到很多代言。”

    体育产业分析师孟德告诉毒眸,在行业内,已经有人将品牌扎堆选择谷爱凌视为反面案例:“品牌根本不知道该签谁,所以才会有超过20家选择谷爱凌。很多都是‘自杀式签约’,被埋没的要比有正向收益的要多。”

    背后的原因当然不能怪到谷爱凌头上,“体育明星”本身的数量稀少不容忽视。在当下的体育生态当中,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不仅仅是“竞技成绩”,更是“大赛成绩”。在大众层面,苏翊鸣和谷爱凌都因冬奥成绩让故事获得加持,而让在田径领域成名已久的苏炳添,从田径爱好者走向最广泛大众的,仍然是奥运会这一最高舞台的成绩。

    大赛,成为了国内明星运动员加持的一道坎,当下,也几乎是唯一通道。更何况,世界范围内的两大影响力顶流体育盛会:男足世界杯和奥运会,给中国人民的选择只有奥运会。

    或者,也未必是中国人民只能选奥运会,而是体育在中国的发展阶段,仍然没有进入到“全民参与+商业化”的理想生态当中,在完成这一生态之前,“国家荣誉”仍与体育深度绑定,需要寄希望于整体联赛培养体系、商业化的足球等项目,自然难以形成正向循环。

    一定意义上,LPL等电竞联赛的商业价值,上也有中超、CBA等主流体育赛事的价值缺位的原因。就在3月,商业化程度与民众参与度形成极大反差的F1(一级方程式赛车)迎来了第一位中国正式车手周冠宇,这位来自上海的20岁小将首战就取得积分,但目前的商业签约并没有如奥运冠军那样形成爆发。

    在这个较为初级的阶段,“体育明星”还是更多地来自于“奥运明星”。

    奥运的最大问题在于周期,对不少项目的运动员来说,奥运会是获得曝光的唯一机会。哪怕是有过商业价值的女排和女足,也会因为话事者的不理解留下隐患。

    奥运结束后,就有体育经纪从业者,公开表示,不是没有人没有提醒品牌“女排这一届很难取得成绩”的风险,但品牌仍然会抱着“赌”的心态,按取得最优成绩制定方案;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女足身上,2021年夏天,某互联网社区平台已经准备好奥运期间女足一系列营销策划,却最终因为女足在东京的惨淡成绩而大打折扣。

    女排和女足已属于中国体育当中的“绩优股”,前者无数次完成奇迹,有绝对的成绩打底;后者也在东京折戟半年后的亚洲杯掀起过浪潮。体育媒体从业者公瑾告诉毒眸,尽管奥运期间问价的品牌开始成倍增长,不能忽略的一点是,一些签约的决策者,自己也属于“不关心体育”的国人的一员。

    “他们不知道2021年女排的对手已经和2019年不一样,他们不知道女足的对手巴西和荷兰有多强大,当然你也不能怪他们,体育文化建立起来,也不是一朝一夕的,问题来自生态层面,需要不断刺激、不断反馈。”公瑾表示。

    在这个维度下,不稳定,是横亘在许多品牌与签约体育明星之间的一道坎,这种风险又继续和体育赛事曝光的不可持续性叠加。

    林君娴告诉毒眸:“足篮球赛制还算平均,但有些项目一年只有一两场比赛,如果没有抓住这一两场比赛进行,运动员的商业收益就会大大降低,赞助商会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曝光。这时候,就需要把运动员的日常曝光做起来,去冲击体育赛事先天的不稳定性对品牌的影响。”

    逻辑的梳理:规则与机遇

    经济学上,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,文化产业将会产生飞跃”的判定,同样激励着属于泛文化产业的体育产业。

    2015年至2016年期间,“46号文件” 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,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、朝阳产业培育扶持的口径,与新奥运周期的叠加,曾经给中国体育带来强力的资本支持,但由于缺乏生态层面的支撑,许多创业公司并没有坚持到现在,许多跟风进入的项目也不了了之。

    体育经纪这个细分垂类同样如此。前文提到的“男苏女谷”三人,苏翊鸣的经纪合约在Endeavor巍美(2014年,IMG被WME联合银湖资本收购、组成WME-IMG公司,此后更名为Endeavor,Endeavor巍美为其中国子公司),谷爱凌的经纪合约在由母亲谷燕搭理之前,也一度是Endeavor巍美的签约运动员,现仍是IMG Model的签约模特,而苏炳添则属于腾讯赢得体育的签约运动员。

    也就是说,谷爱凌与苏翊鸣的经纪模式,与成熟的美国职业体育商业体系紧密关联;苏炳添的经纪公司,也来自大厂在体育经纪产业的投入(赢得体育与2017年成立,并很快与中国女排建立联系)。

    成熟与专业成为其中的关键词,林君娴表示,相比国外,国内的许多体育经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“等”的状态,服务意识并不算明显。

    “之前,行业普遍有等的心态是‘等活儿’。 具体的工作方面,过去国内做得比较多的就是纯代言接洽,在自媒体、媒体合作方面投入很小,而国外的经纪行业可能会对运动员整体的职业生涯做更长远的规划,这种规划会影响深远,直到退役后。 ”

    积极的一面是,与许多产业一样,短视频的发展,也让体育经纪与MCN产业的结合迎来了新的机会。一方面,MCN产业对人的包装的方法论迅速积累,可操作的选择空间也更多;另一方面,普遍不擅长文字表达的运动员群体有了新的方式。“奥运期间微博、抖音很多连麦活动,就少不了MCN公司的协助。”公瑾告诉毒眸。

    相比商业化进程更早、相关营销也更加成熟的娱乐产业,体育产业对社交媒体的运营也仍然有差距,但反过来,这也是一些行业的机会。

    “有差距这方面也要做,这是运动员得到持续曝光的一种方法。”林君娴表示,“有些运动员成绩一般,但商业价值也可以因为社交媒体有好的发展;对成绩优秀的运动员来说,社交媒体也会是一个加分项,对有些意向赞助的品牌而言,对意向赞助的品牌会有更大的吸引力;甚至我们有时候签约的运动相关的网红,也会有很高的流量价值,这是一个新的阶段,也是短视频时代带来的变化。”

    一定意义上,这也是另一种路径的商业化,而关于家人担纲经纪的问题,业内人士却认为并不是核心问题,谷爱凌和周冠宇也使用了家人。

    “欧美尤其南美足球运动员,比如梅西、内马尔也会用家人管理,放在经纪行为的本质与国内的环境下,这同样无可厚非,关键得有还是专业的得跟上。”林君娴表示。

    规则的放开,也为专业机构工作的展开提供了保障。

    2019年7月,国际奥委会修改了《奥林匹克宪章》的第40条规则,其中,“在规则允许下、奥运会参与者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将其姓名、照片或者体育赛事用于广告宣传”的规定,打破了此前IOC在此方面的禁令;

    同年8月,国家体育总局更新了商业代言的规则,具体表现为“在不影响训练比赛的前提下,经单位同意,运动员、教练员可以自行或聘请专业经纪机构、经纪人,以个人名义从事商业开发活动”。

    但规则的放开并不意味着审核流程的减免。孟德表示,这方面不能盲目乐观:“规则放开并不意味着控制放松,比如举个例子,商业化程度比较低的举重队,现在也有外包的商业化团队,但如果品牌来谈的时候又要遇到层层审批,客观上阻碍也会增加的。更何况,孙杨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,一时也难以消除。”

    一般认为,体育运动员的“塌房”风险较小。这也是目光转向的重要原因,但也有业内人士表达了不同的看法。公瑾告诉毒眸:“人们总说娱乐明星容易塌房,所以会转向体育明星,这里面的逻辑是有疑问的,甚至有可能反了。”

    “娱乐明星‘塌房’,是因为他们是娱乐明星吗?其实是因为他们赚得多、关注度高,而又没有显著的道德约束方法,反过来,如果体育明星得到了不匹配的酬劳,同样也会面临道德问题。你不要去考验人性。”

    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孟德、公瑾为化名)

    关键词: 体育明星

    责任编辑:Rex_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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